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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邵家臻(立法會議員) 

當我想要以思想和文字介入這個崩壞的時代,崩壞的力量卻比我更為凶猛地反噬。所以,真抱歉,我要在這裡放負了。

頹到最低處,就會找些書來讀,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找些書來翻,讓自己嗅嗅書氣,借用先賢的知識高度來撐一撐自己都好。我向先賢問道,例如如甘地、孟曼拉、哈維爾、劉曉波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真實中生活」,都是拒絕在謊言中異化的人。

回頭看急速崩壞的今天,崩潰的事事不容我們眨眼。連番DQ、13+3入獄、議會淪陷、補選失利丶一國兩制岌岌可危……還不夠?甫發生在眼前的戴耀廷遭文革式批鬥,更叫人鬱卒。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智慧》中將極權統治的魔咒寫成了出來:「一個人受到懲罰卻不知道受懲罰的原因。懲罰的荒謬性是如此地令人難以承受,以至於要尋求平靜,被懲罰者就必須為他的懲罰找到一個正當的理由:懲罰尋求」、「不僅判決的材料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判決本身就不存在。要呼籲,要懇求寬恕,你必須被宣告有罪!被懲罰的人們乞求確認他們的罪!」如此荒謬,竟然活現在一介書生身上。不認不認還須認,我大概也身處美國政治學者Wendy Brown所指的「左派憂鬱」。

這片土地愈趨黑暗,曾經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卻愈來愈走回安舒區。311補選泛民的大量失票,意味着大批民主運動支持者不再關心立會議席的得失,甚至不再在意民主政制。我當然明白,這是支持者對政治的失望,因為港府沒有遵從遊戲規則,反之為所欲為,說DQ就DQ,說修改議事規則就修改議事規則,民主追求者只感到世界已沒有「堅持就有回報」的法則。

嶺南大學客席副教授許寶強引用齊澤克的理論,指今天不論是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能量,主要都是建基在一種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之上。恐懼往往針對特定的對象而「恐懼的政治」指向的,正是嘗試消滅引起恐懼的源頭,從而產生各種拒外排他的思想和行動,甚至誘發集體的妒恨(ressentiment)。可以說,恐懼的政治就是一種揉合無力感、嫉妒與怨恨的情感狀態,從而衍生各式針對特定對象的報復行為。

這隻恐懼巨獸也引申出「焦慮的政治」(politics of anxiety),它源自對自我身份的懷疑甚至否定,因無法達致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而帶來反挫。這種無處不在的焦慮,漸漸發展成懷疑或否定過去的工作或努力,以至自身存在的意義,也有可能被轉化成內疚虚無。

長期處於貧富懸殊、政治不公,以至孕育恐懼、焦慮、虚無、妒恨等集體情緒的社會體制內,長期浸淫於這些容易令人覺得無力的體制及情感氛圍下,對缺乏真正選擇的選舉遊戲,難免感到徹底失望,這就是在我身上出現「民主疲憊」的「左派憂鬱」的原委。

挽狂瀾於既倒?少年,你太年輕了。作為社工,終日對Another Social Work is Possible念茲在茲;可是,另一邊廂,威權專制及財團壟斷眼見已經沒有任何制衡力量,最終受害的還不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除了鬱卒,還可以怎樣?

感謝許寶強引用尼采的「奴隸公式」點化。骨子裏是奴隸的人會以「你邪惡,所以我善良」作思考模式,只會指責他人來襯托自己的善良;但自己做過什麼善行呢?則不去考究。相反,「主人公式」就會以「我善良,所以你邪惡」來辯證;主體在於「我」,以自己的行動去做自己認為「善良」的事,用「我」來反照「你」,用「善良」來反照「不善良」。

「明明用盡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計,為甚麼萬般癡心都等如枉費。」臻辦運作已經超過一年半,除了經歷香港政治的淪落,也不時受到部份業界批評我做得不夠,我難免也會鬱卒。如果我只以「奴隸公式」著眼於同路人有什麼做得不好,那只會衍生更多無力感,內耗民主能量。回想起來,站在社福和公義角度,臻辦在不同議題上也總算下了不少苦功,例如:開啟了整筆撥款制度的檢討;殘疾院舍條例亦展開;重開新屋邨社工隊已進入議程;一中學兩社工和一小學一社工都正在蘊養;捍衛囚權和設立監懲會算是踏前了一步;露宿者友善政策不是夢⋯⋯等等;就像之前的預算案,就算再忙也提出了379條書面問題。What’s behind就是要以「主人公式」做事——有些事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會看到希望。

執筆之時是兒童節。要知道,「小孩」在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有著重要意義——回轉像小孩,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之上,從心出發做自己相信的事,就像嬰孩肚餓取食時不會計算得失,只會努力叫喊去取。

莫忘初衷,社工到底。職是之故,星期六晚要出席「撐自由撐戴耀廷集會」,再鬱卒也要為「自己香港自己撐」而站出來。

執二攤來源:【05-04-2018 信報 專業議政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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