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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

 

「快來寫一份自己的殘疾資歷吧。」這句說話太有型,這個邀請太狡黠。好,我來奉陪:

「邵家臻,於香港浸會大學任教,在各媒體任性。感情用字,與貓為伍,咬頹了十根指頭,努力『以邊緣竄擾中心,以文化竄擾政治』,以及執正自己。」好一段日子,我都是這樣介紹自己。不過,在自我介紹裡頭,你們並不了解,沒有被介紹出來的部份,其實更值得注意。例如,「執正」自己。它其實想說,我有太多東西是「執正」不了的。

 

我的殘疾資歷

我「執正」不了我的birth order。心理學家Frank J. Sulloway專門研究出生排序對兒童成長的影響,他發現,長孩對父母及權力的認同感較強,較抗拒改變現狀,而次子,因為夾在中間,左右做人難,對人生的整體觀感和展望較負面。至於我,排行第二的,結果我老是神經兮兮,努力想討好所有人。奈何我大雄般的性格卻配上技安的外表,命途注定多舛。

我「執正」不了我的「語障」。我有話,但說不清楚。誰想到我會有以說話維生的一天。我口吃,我「黐利筋」,或如《口吃者言》的作者韓毓海的說法,是「表述功能的某種工作狀態」。曾經,在講話與沉默之間,我選擇了沉默。我,覺悟得特別早。世界並沒有因著我的年紀而待我寬容,所以我早早學會了甚麼叫缺憾,甚麼叫無力,甚麼叫自卑,甚麼叫孤獨。殘酷,並非成年人的專利。世界很殘酷,殘酷得連孩童的世界也毫不例外地殘酷。或許,孩童的殘酷更殘酷,因為他們不知道。後來,我選擇了文字的世界,決定了過筆耕的生活。因為我相信自己「一開口就被世界拋離,唯有一下筆就拋離世界」。但世界,卻越來越不肯放過我。

在電視電台臉書報紙雜誌中,我重重覆覆的聽到自己的聲音、看到自己的影子。聲音,跟我自己平日聽慣的不同。影像,跟我每天在鏡中看到的不太一樣。看著聽著,竟有點陌生荒誕之感。一個人的「語障」,本來只是自己的事,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最多,也只是家裡的事,雖然沒有人對你的不完美有責任。或許有人此刻正在聽著口齒不清的你一星期前在大氣電波中侃侃而談,或佔據太多熒幕空間的數年前的你在手舞足蹈、高談闊論。雖然他們看上去是如此的貪新厭舊,但就是在媒體上網絡上有人有事有物會記住你的「語障」,靜靜地,直到有一天,有人決定把它翻出來,或清算,或嘲笑,或放大。所以你那天顏色配得不好的大衣會被記住,你頭髮錯手剪太短會被記住,你鬍子留了和剃了都會被記住,縱使你自己記不起。

我「執正」不了我的「學障」。我會考英文考了個D,已是慘不忍睹,怎料數學更糟,怎麼重考都不及格(由此時開始,我認定MATH等於 Mental Abuse To Humans)。結果是,我高考的成積再好,都因為這污點而無力回天,進不了中原大學。對於師弟師妹,我活生生成了老師最好的悲劇例子,警惕其他學生努力讀書,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會考班人人皆知「邵家臻臨尾香」,我寧願他們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我「執正」不了我的「愛障」。我的感覺經常矛盾,一面希望自己一個人,靜靜的窩在四面書牆之內好好讀書寫字;另一面又怕寂寞在唱歌,看書看得累了,抬頭環顧四周,根本沒有人能接近自己。在「一個人太少,兩個人太多」之間掙扎,結果只能與兩隻老貓為伍。

如此這般的「殘疾資歷」令我想起年前梁文道病歴。那位「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曾經將自己的病歴擺在公共評論的桌面上,以饕諸君。那篇叫<我的病歴>的文章,既是文道的夫子自道,也是一種疾病書寫﹕皮膚敏感、內傷與支氣管炎、靜脈曲張、精神緊張、尿道拉傷、內耳不平衡、左脚扭傷…都在告訴我們:「病變是最與自身血肉相連,卻也是最不屬己的異物。聽取醫生的診斷,是每個人必須經歴的一次學習。學習對自己感到陌生。電視裡常有氣急敗壞的末期癌症病人向醫生大吼:你能不能乾乾脆脆、清清楚楚地告訴我…他們總是不明白,疾病是以陌生文字寫在肉體上的鉻刻。」無論梁公怎樣明言,「撰寫病歷是在毁滅舊我–創造新我和完善自我、成己達人之問擺盪」,你或會仍然認為文化人總是強於浪漫,甚至過分浪漫。此無他,當疾病成為敍述的對象時,疾病的複雜、不確定,或多層成因,就會讓書寫變得有趣,也使病者對疾病可以重新駕御。前者是「病人誌」式的文學創作,後者則是以書寫作為自療。

 

人是意義的動物

在病榻中的(哲)人,特別愛嘮嘮叨叨,間中夾雜不少纏想。例如患病的「病」,是客觀呈現的生理症狀,即疾病(disease),還是個人主觀的生病(illness) 經驗。在纏想裡頭,當然有撒嬌的「陪不陪我去看醫生」、「有沒有抽少枝煙讓我少吸半點」的little pieces;亦有像現象學、詮釋學一樣的提問:「我的感冒想告訴我甚麼?」都說病榻中的(哲)人是符號學家,懷有不一樣的象徵解讀(Symbolic Reading)能力。沒有無無聊聊的風吹草動,只有言簡意賅的文化符號。就是平常如感冒般的疾病,也會當成是最親蜜、最誠實的朋友,要跟它好好對話。

意義治療法(Logo Therapy)創始人VIKTOR E.FRANKL說:「人是意義的動物。」他的洞見,不是坐在安靜的書桌上一言驚醒的,而是從他在集中營六年的非人生活中,一點一滴的苦難提煉。在集中營,死亡算是最理所當然的事,但同時,活在絕對的逆境中,生存的意義同樣處處可見,它甫一出現,特別明亮。VIKTOR E.FRANKL形容視生命了無意義的人,其實是活在「存在的真空」(EXISTENTIAL VACCUM)之中。之所欠真空,只是因為他沒有去尋找人生意義,或沒有眼力去遠眺意義之所在。不過,FRANKL說他不能告訴他的病人,人生究說有何意義。因為人生的意義向來都是人言人殊。隨波逐流的,或服從權威的,最終都會自尋短見。在《Men’s Searching for Meaning》中,他談得最清楚的是:if there is a meaning in life at all, then there must be a meaning in suffering 。尋找生命意義本身就是生命意義的一個重要部份。而疾病、痛苦,不為別的,它正是生命意義的起點,也是人家成長路上不可或缺的東西。

 

異鄉人的自傳

在病榻中的(哲)人,不是要否定生理症狀的事實,而是在尋找生理症狀背後的存在意義。如果,精神障礙只被貼上「發心瘋」、「花痴」、「傻傻地」、「精神病」的標籤,以「掌握病悉感、準時服藥、多參與康復機構的活動和義務工作」,「汲汲追求當一個合格稱職的康復者來達至康復」的話,那一段躁動恐怕會喪失許多光澤。

無論是「殘疾資歷」、「我的病歴」、「疾病書寫」、「病人誌」,抑或是「我的精神障礙想告訴我甚麼」,問這些問題的人都是桀驁不馴,特立獨行,選擇與普通人不同對精神障礙的態度,多年來在醫學的邊緣活動,不斷的向前衝,已經觸及醫學的紅線了。我相信,你們不是選擇離經叛道或蕭規曹隨,而是選擇思考。可惜,在一個不思考的社會裏當一個思考者,你們的心靈注定是寂寞,你們的命途注定是跋涉,你們的身分注定是個「異鄉人」。因為你們必須要先能夠忍受,你們所發出的語言,可能是別人聽不懂的、無法接受的,甚至是別人立刻要去指責的。作為一個「異鄉人」,你們能不能堅持著自己的思維, 是最大的考驗。

卡繆的《異鄉人》(《L’Etranger》)中,講述的是法國發生的真實事件。 L’Etranger這個字,中文譯作「異鄉人」,其實也有孤獨者的意思。故事講述法國青年對一個阿拉伯人開了六槍,被當成謀殺犯送進監牢。為了讓這個兇殺案元兇變成十惡不赦的魔頭,警察開始搜集他跟開六槍無關的生命罪狀,包括他在守母親喪時沒有掉眼淚;他未依禮俗反而打了一個花俏的領帶,以及在喪禮之後,隨即帶女朋友到海邊度假和做愛。諸如此類便成為他獲判死刑的罪證。行刑前,神父來了,告訴他只要做最後的懺悔,靈魂還有機會上天堂。怎料他罵了一句粗口,說:「我就是開了這六槍,不要說那麼多了!」如果我們有機會再去翻翻這本取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就會發現最後一章寫得特別玄妙。青年的囚車在黎明時出發,看見天上的星辰,他說他從未感覺到生命如此飽滿,他忽然變成整部小說歌頌的英雄。從常理而言,實在很難去認同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故事,或因如此,《異鄉人》直至今日都無法在「只崇拜世俗標準」的社會中獲得認同。

或許《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跟《異鄉人》一樣,都無法得到社會認同。不過,都理不得那麼多,因為你們念茲在茲的,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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