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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安東尼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

 

參與了五一的遊行,主題是爭取標準工時,在遊行的前後,也在思考一些關於社會行動及社會運動的問題。今天我們批判社會行動不夠激進,行動不指向改變,亦有人提出要勇武抗爭。不同的討論都在審視過去及既有的社會行動模式,以及如何為改造社會。筆者希望用這篇文章參與相關的討論。

關於社會運動及社會行動

最近在講座、擺街站及小組討論時,也嘗試跟街坊講同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勞動節的故事。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的由來,是建基於1886年一群工人在芝加哥爭取8小時工作日,被警察鎮壓。為紀念這批工友,於1889年把五月一日訂定為國際勞動節。而遲至1935年,於美國羅斯福總統任內,8小時工作日才成功立法。1866年第一國際已倡議8小時工作,但到1935年才首先在美國成功立例。

與前特首董先生講述英國人爭取民主的故事不同,五一勞動節的故事,絕不是叫大家耐心等待改變。因為,在自己的經驗及學習之中,不同的理論也指出,「等」根本不會令改變出現。況且,董先生在討論英國人爭取民主的故事上,也忽略了英國民眾在爭取民主的幾百年時間當中,究竟做了些什麼,發生過什麼事情。英國人民不但沒有如董先生所暗示的等待就會帶來民主,相反,在這幾百年時間裡,他們一直也在爭取,一直也在進行不同的抗爭,是一個個的社會行動,用香港的情況作比喻,是一波又一波的雨傘集會,形成歷時數百年的民主運動。

面對今天政制的這個困局,令人想起在網上流傳的一個訊息,「不是看見希望才堅持,因為只有堅持,才可看見希望。」在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參與了街工的遊行,在遊行之後,以及在網上及不同的討論,對於社會行動及一些習慣以為常的紀念日子,有一些反思。作為行動者的我們,亦必須重新思考,除了雨傘運動外,我們會否有更多其他的行動呢?如果我們已經歷了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雨傘運動又是否當中的一部分?

行動的目標

社會行動的目標,應該指向改變。雨傘運動的目標,是爭取政制的改革,以抗爭換取一個民主化的政體。但當政制偏向獨裁,當宰制力量十分強大的時候,改變其實是很困難的,而且會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參與社會行動,理所當然是希望成功改變社會的一些狀況,但當面前的阻礙十分強大的時候,作為一個組織者需要思考的,到底是要盲目要求一少到位,還是分階段去爭取,以獲得最終勝利。因為追求一蹴即就的改變,困難定必重重,也很容易面對失敗。當改變一次又一次沒有來臨,很可能消耗團隊的意志,使參加者一次又一次失意。而可以想像,在失敗之後,最後我們又需要用什麼去延續群眾的熱情呢?而當群眾一次又一次面對失敗之時,這樣的經驗又是否在教導群眾「認命」呢?

進一步的問題是,每年如是的集會,會否變成習以為常的儀式?還是在延續某種共同的信念,在傳播一些重要的訊息呢?運動應該指向改變,但當改變還未來到的時候,是否更應該鼓勵群眾欣賞自己的行動,尋找運動的優點,以鼓勵群眾留下並繼續投身運動呢?檢討社會行動的經驗,也能使參與者反思成長。這樣也有助於團隊儲蓄力量及士氣,於擴日持久的抗爭中學習,接受當中的失敗及增強團體的抗逆力。

上面描述了社會行動與社會運動,的而且確,今天的青年人及社會環境,大家也看到收緊的自由及環境的急遽轉變,面對這個社會氛圍,青年人在進行社會行動的時候,很希望看到即時的改變,然而,我們爭取的,並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事,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深耕細作:要組織更強大的團體力量去對抗極權?還是以更激進的方式,以向極權製造壓力,以換取成功?其實並沒有人可以肯定哪一個方法一定會獲得成功,因為外在環境、社會輿論等都會直接影響群眾對「社會行動」的看法。但我們也不可以就此作結,認為傳統社運就是失敗,我們更需要思考什麼是激進?到底激進、勇武是指什麼?

勇武抗爭的批判

現在社會流行的「勇武抗爭就能成功」論述,,當中的「勇武抗爭」,到底是指怎樣的抗爭呢?勇武抗爭可以帶來什麼結果呢?一些所謂本土主義者認為,既有社運的抗爭不夠勇武,認為要更激進、更暴力才可使抗爭升級,對統治者的壓力才會增加。但暴力是否就是勇武呢?暴力的勇武是否就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呢?和平的抗爭是否就不能對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呢?進一步的問題是,暴力的抗爭會為社運帶來一個什麼的形象呢?如果暴力的抗爭,被公眾唾棄,這又是否會換來爭取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呢?把暴力當作勇武,把抗爭當作暴動的思考,是否把「九唔搭八」的邏輯作出扣連?暴力真的就是力量強大的表現?在現今的社會之中,暴力往往被理解為罪犯的表現,運用暴力,甚至被視為是弱者的表現,就如一些虐待的個案中的施虐者。

對於運用暴力的人,現今社會已有既定的理解,認為使用暴力是卑劣的行為。當有如此強大的統識力量之時,我們不難發現群眾對於鼓吹暴力者,會有一個怎樣的評價。「光復行動」勇武嗎?但社會大眾又是否接受這樣的行動,這些人激烈抗爭的行為呢?

然而,值得我們再去問的是,遊行示威、和平集會、以及靜坐抗議是否「勇武」呢?當群眾願意放棄日常的經濟活動,去爭取集體的自由、民主的政制,走上街頭是否就已經是勇武的表現呢?群眾的口號,在遵守法律之下,製造了對政府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面對群眾的問題,這又是否一種抗爭,是否有助社會製造一個氛圍去對抗極權呢?或許社會正在轉變,一些媒體也在赤化,但大眾又是否真不知道這些情況呢?我們擔心大眾被洗腦,但洗腦是否代表著大眾只接收不批判呢?如果我們擔心出現這些情況,又可以如何去影響他們的思考,是暴力抗爭,還是年年如常的集會,更能吸引大眾參與,影響大眾的思考呢?

最後一問,指責高永文的大叔,與在茶樓秒殺陳智思及劉江華的茶客姐姐,他們到底是勇武還是和平抗爭呢?在我看來,他們也是勇武的,我會把他們歸類為和平的勇武,相對於暴力的勇武,我更尊敬他們以語言就能換來社會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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