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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Andy H.W. Fung香港解離症關注協會主席)

 

「咚咚咚!」敲門聲,伴隨著小蘭的戰戰兢兢。

「請進。」未幾,診症室內傳來答話聲,小蘭才緩緩走進房間。

只見一位醫生坐在椅上,一邊打字,一邊請小蘭坐下。

「小蘭,這星期的情況好嗎?」醫生問。

小蘭低著頭,輕輕答道:「嗯……還是如此。」

醫生問:「有依時吃藥嗎?」

小蘭依舊低頭:「有……」

醫生問:「那麼,有睡得好些嗎?」

小蘭開始掩著耳:「不好……聲音很嘈吵……也常常有惡夢……」

「你想說什麼啊?你這個混蛋,隨便說句『睡得好』不就行了嗎?」突然間,小蘭的腦海裡傳來一把很不屑的女人聲,使她愈來愈困擾,頭也更低。另一把男人聲緊接而來:「你這個窩囊廢,自己睡不到,又想找藉口嗎?」

「哇哇……求求你,不要再迫我吃藥了!」一把小孩子的哭鬧聲使得小蘭更煩躁!

小蘭受不了,突然失控的大聲喊道:「夠了!不要再說了!求求你……不是這樣的,不要再罵我了!對不起……嗚嗚……對不起……」

醫生看見小蘭突然失聲痛哭,問她是否有聽到聲音,她沒有答話,只是一邊哭一邊說「不要再吵了」。醫生見狀,馬上找護士拿來鎮定劑給她。

醫生安慰她,說:「不要緊,吃些藥,先把聲音壓制住吧。試試飲杯水?」

過了一陣子,醫生見小蘭平靜些了,便問她最近有沒有忘記吃藥,又建議加些藥,最後更處方多了一款她未試過的抗精神病藥:「之前的藥可能未必適合你,這樣吧,我們試試另一款藥,它雖然有些副作用,但效果可能更好,可以幫你調節腦內的神經遞質喔。」

「看看你做的好事!又再加藥了……你真害人不淺!」一把責怪的聲音又從腦海傳來,小蘭只敢低頭不語。

※    ※    ※              ※    ※    ※

類似小蘭的經歷,雖不算常見,也絕不罕見。有很多患上精神病的人,也可能有過類似的情況,譬如聽到聲音、情緒困擾,甚至失控等等。對於這些狀況,醫學界或復康界常用的應對方法,包括教事主放鬆、用藥物舒緩症狀、任由事主冷靜,甚或送之往醫院──進了醫院,處理方法還是沒太大分別。

無論是思覺失調抑或其他診斷類別(例如重性抑鬱症),這些精神病症狀也可能出現。今年今日,生物醫學模式(biomedical model)佔了主流,醫生往往告訴我們:這些病症都是因為大腦出了問題,吃藥是主要而有效的治療方法,所以一定要堅持吃藥啊!然後,一連串的試藥、轉藥、調校藥物份量的「實驗」隨之而來,事主在某些時候可能需要住院治療,但流程離不開吃藥、休息、職業治療、看電視等等。或許,偶爾也有社交治療、心理輔導的元素,但並不是每個病人也有的。

誠然,精神病症狀之所以出現,與生理因素似乎有很大關係,如基因遺傳、神經系統、大腦受損等等。臨床工作者,會用內科醫學的概念來教育你,將精神病比喻為高血壓、糖尿病等等,從而指出精神病並沒什麼大不了,而藥物治療也很重要。然而,為什麼當醫生要診斷你有沒有精神病時,從來不會好像內科醫生驗血、驗尿一般,檢驗你的多巴胺、血清素含量,或以大腦掃瞄來決定診斷呢?也許,有人會說,醫生也有照甲狀腺,也有照 CT Scan喔。然而,精神科醫生做這些生理檢查,從來只為了排除其他可能病因,而不是用來診斷你有沒有抑鬱症、焦慮症或思覺失調的。這是因為,精神病的生物醫學理論,純粹只是一個理論,一個假說,是未有十足根據、未能實證出來的(Ross, 2000)。換言之,即使你有某個精神科疾病,在你的大腦裡也未必一定找得出異樣來。例如,你有抑鬱症,你體內血清素含量也未必過低或過高。

除了生理因素之外,環境因素與我們的精神健康狀況也有極大關係。例如,父母的教育、經濟情況、童年經歷,與很多精神科疾病也有密切關係。其中,大量研究已表明,創傷與精神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顯著的,但不少臨床工作者都忽略了這個問題(Moskowitz, Schäfer, & Dorahy, 2008)。「很常見的是,無論病人抑或治療師也沒有識別到現時的外顯問題如何連繫到過往的長期創傷。」(All too commonly, neither patient nor therapist recognizes the link between the presenting problem and the history of chronic trauma.)(Herman, 1992, p. 123)

大部分的症狀和問題,背後也有其原因和意義。例如,幻聽的內容多少反映著潛意識的衝突,自我傷害行為可能源於內疚或現實感喪失,焦慮和恐懼往往是為了自我防衛、保護自己免受傷害,情緒無故失控通常也有觸發因由(Trigger),至於回閃(Flashback)更是昔日創傷未獲得適當處理的警號。一旦你注意到症狀並非總是毫無意義,你就應該想到,「心病還須心藥醫」。精神科醫生人手短缺,只能開藥,但藥物難以根治心病。那麼,作為社福界的一員,除了依著醫生的指示走、提供一些轉介、輔助、跟進及支援服務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作為社工,以人為本的充權是重要的,發展事主的潛能、鼓勵事主善用自身資源、強化事主的自我價值、促進事主擴闊社交網路、協助事主改善家庭關係等等,這些都很重要。然而,心理介入對事主的康復也尤其關鍵。即使是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如精神分裂症等等,事主也應該嘗試心理治療(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4),尤其是創傷治療(Read & Ross, 2003)。

香港缺乏精神科醫生,亦缺乏臨床心理學家。很多病人也沒有機會接受深入的心理輔導及創傷治療,以致只能單靠藥物治療。其實,很多心理問題,也起因於過往的生活經歷、現時的生活壓力,因此配合心理社會介入(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病人才能獲得最大利益,從而減少他們對醫療服務(包括覆診、藥物、住院等等)的需求、增加他們的生活功能。這無論對病人抑或對整個醫療社福界,也有好處。既然香港缺乏醫生、心理學家,社工是否可以擔當起這個重任,從「心」出發,用「心」來與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同行呢?當然,這可能需要額外的訓練和督導,這對於缺乏心理治療經驗的同工來說也可能是一個大挑戰。然而,從「心」出發,才能改善現時精神健康界的情況,使我們的服務使用者獲得更整全、更多元化的服務,從而成就更大的利益。

References: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4). Understanding Psychosis and Schizophrenia. Leicester: BPS.

Her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Moskowitz, A., Schäfer, I, & Dorahy, M.J. (Eds). (2008). Psychosis, Trauma and Dissociation: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Severe Psychopathology. Oxford: Wiley-Blackwell.

Read, J., & Ross, C. A. (2003).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psychosis: another reason why people diagnosed schizophrenic must be offered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and Dynamic Psychiatry, 31(1: Special issue), 247-268.

Ross, C. A. (2000). The trauma model: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comorbidity in psychiatry. Richardson, TX: Manitou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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