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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洪俊毅(職工盟組織幹事.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

有些權力是被制度奪去的;也有些權力是自己雙手獻給對方的。

自己作為工會工作者,每日面對眾多打工仔女。最近接到一個求助電話,是位做社區院舍照顧工作的年輕女士打來。她被僱主無理解僱,只能推測是曾經向僱主提出過有關管理與人手不足的意見,僱主認為她難「管教」,為防生事,以解僱一了百了。

她︰佢咁樣炒左我,我好唔憤氣,勞工法例係咪真係咁都可以俾佢炒我?

我︰按勞工法例,的確僱主賠夠賠償,就無佢符。不過咁,如果同事大家企得好硬,覺得妳同老細提既意見係無錯既,唔應該咁樣炒你既,咁情況就唔一樣囉。

她︰唔會架,啲同事淨係諗自己,唔會幫我企出黎架。

與她的對話來到這裡,自己對她深感無助。無助在於,著實太多打工仔女甘願將權力雙手獻上給老闆,到需要反抗時無力反抗。

有幾多打工仔女,自己默默承受工作不穩定的壓力,上班被管理層欺壓的壓力?結果,引申的是一連串社會問題:工作壓力太大,放工後酗酒成癮繼而家暴;壓力太大出現情緒病、鑽牛角尖、繼而自殺或傷害他人等等。

越看,社工就越像是「解碼遊戲」裡,那隊每日運用人手去試圖解開德軍密碼的小隊一樣。面對日復一日的問題,面對隨時都可能會「爆煲」的社會問題,我們永無止境地滾存個案工作的文件紀錄,時而成功,時而失敗。多少年頭裡,我們沒有如圖靈般,試圖從整個解碼方式還原起點,重整入手,設計一套可以根治許多社會問題的介入方法。又或是提出過方法後被同業或上司嘲諷,這不就是圖靈的人生嗎?

許多前輩常言道︰八、九十年代社工活躍於「砌野」的光景不再,社區工作已日漸式微。當年用對抗來爭取基層話語權的手法不復還,往日積極於重建、逼遷議題的社工身影,今日被社會運動完全取代︰觀塘重建、天星皇后碼頭遷拆、菜園村逼遷、新界東北滅村等等,社工的身影了了無蹤,甚至成為制度裡幫兇的一部份。行業也由往日嘴邊掛「組織街坊、組織基層」,改為時代巨輪下,嘴邊掛的「見case,寫Report」。

在校時,我們一群關心社會、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的同學深信「社會工作」不只是提供服務,而是“work for the society”,我們對於充權(empowerment)的工作手法特別傾心,因為相信唯有組織、團結、行動,才有希望可以在工作中實踐對人民的關懷;實踐對權力的批判;實踐推動社會改變的理想。

之所以我沒有投身社福單位,因為我十分堅信,解決工作場所承受的壓力與重拾勞工的尊嚴,是根治眾多社會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出口。我在工會工作了若干的時間,見到的不是權力被奪去的過程,而是許多甘願放棄權力的心路歷程︰工人互相搏上位晉升,意識型態被控制得死死的相信打工就是要聽聽話話等等觀念。

這些見證不令我感到心灰,反倒更令我確信,勞工組群的充權與組織是可行也必須行的。

我們假設權力不存在「無主」狀態,那麼被放棄的權力,必然會歸於放棄權力的對立面。在職場的例子中,勞工一方放棄的權力,則落到僱主手上。換言之,重奪那些我們沒有好好運用的權力,去改善我們生活的困境,那就需如充權的工作手法所說的一樣︰我們覺察問題的存在,我們連結團結起來,抗爭然後取得成功,覺察命運可以改變而打工不一定是千依百順,然後再進而發掘那些一直剝削著我們的問題。

有人認為「講比做容易」,這個毋容置疑,不過當我們看到成功例子時,又覺得一切皆有可能。

2013年3月始,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對抗香港最強資本家李嘉誠,爭取加薪及人道尊嚴待遇。兩年過去,加薪達19.9%,成功爭取公司公佈惡劣天氣工作指引,保障員工性命安全。至今工會仍繼續為工友爭取合理薪酬調整。

2013年8月底,葵涌高鐵路段工人罷工,反對公司對於遲到的不合理罰則;抗議沒有在隧道中提供合適的休息安排,要求公司安排工人離開環境惡劣的地底,返回地面用膳。

2013年10月,太古可樂廠工人罷工,工會會員佔廠房過半,罷工不足一日,公司答應員工訴求取消外判,更願意與工會簽訂「集體談判協議(Collective Bargaining)」,令工會有法定地位與僱主協商一切影響到僱員的安排。

2014年9月29日,還有屬於我們社福界齊集理工大學締造歷史,二千人大罷工,抗議政府使用催淚暴力鎖壓爭取真普選的和平示威。

以上這些工人親身抗爭,皆向我們說,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工人從生活極重要的一環出發,抗爭,然後成功。心路的歷程比得上過千次的「充能」工作,也足以令一個沒有自信的基層人民建立自信,更足以打造成功的歷史,令後人借鏡,但最重要的,是令一群原本權力被奪去的人,重奪權力,命運自主。

如果我們都認同行業需要復興,那就必須思考復興的到底是什麼。

我想,需要復興的

是我們對組織重生希望

是我們對於社會問題的著手處

是上一代社工的鬥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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