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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曾醒祥(自由社工.街頭工作者)

前言

某個天陰微涼的下午,我在公園閱讀著哈維爾的《無權勢者的力量》,抽心的是在我眼前就站著一個社會上最無權勢的代表之一,也真夠3D效果……

一名年約六十的伯伯捧著幾袋外賣飯盒在我面前經過,我認得他是在我家附近球場露宿的無家者。伯伯在我對面長椅停下,並不知道我在注視他;我暗忖:「伯伯原來有工作的,送外賣都好吖……」

正當我還在以「外賣工作」的幻想去豐富伯伯的生活細節時,我看見伯伯把幾個不同款式的飯盒先後打開。他拿起膠匙這盒吃幾口,另一盒又吃幾口,然後就把空飯盒丟掉……每盒「爬兩啖」就吃完?未幾,伯伯又拿起一杯凍飲,從飲管大啖大啖地啜;不夠兩秒,就發出飲品被吸到尾聲的雪雪聲。

原來,伯伯並不是送外賣,而是收集了幾盒吃剩的飯盒,這頓「雜錦二手飯」就是他的午餐……

同日,香港政府在深夜11時突然宣佈,因經濟大幅改善,高官維持減薪理由已不存在,故此政府官員2月起會把薪酬回復至減薪前的02年水平。以特首梁振英薪金為例,他的月薪將由$35.1萬元加薪$2萬至$37.1萬,局長級則增加$1.6萬至$29.8萬元。(經濟日報:2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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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斷思考「經濟大幅改善」這六個字,到底是誰的經濟?當然,政府要唱好經濟,總能表述一套有利的論述:「本地生產總值與居民收入中位數持續上升/失業率維持低水平/儲備續有盈餘」等等。

然而,社會民生及民主指標呢?「經濟大幅改善」,普羅基層也可以享受經濟向上的成果嗎?為什麼不把代表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也在加薪新聞稿中列舉出來呢?

總之,經濟描述可升可跌,任由政府隨意操控。政府內部加人工就把經濟描繪得前途無限,民間倡議長遠滅貧措施就要審慎考慮整體經濟利益;當然談起佔中影響時就更加會說成「萬惡皆佔中」,把香港經濟徹底摧毁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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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標籤,還是標籤

1月31日,北角發生露宿者刀脅人質事件,警方更一度拔槍對峙。翌日,各報章除了報導脅持事件,普遍還附加一則專題跟進,訪問該區區議員或街坊對露宿者的意見,甚至推而廣之連帶批評深水埗、油麻地、柴灣、筲箕灣的露宿者「黑點」;行文用字不外乎是:「露宿者霸佔」、「治安衛生堪憂」、「天橋變廢橋」、「大量雜物」、「罪惡之橋」、「隨處便溺」及「露宿者聚集出現黃賭毒問題」等等字眼。(以上詞彙來自蘋果、東方及太陽報的報導,約接近全港閱報讀者的巿場佔有率八成。)

我好奇為什麼有關露宿者的新聞,並不是直接訪問露宿者,而是訪問只有側面印象的區議員或巿民呢?到底我們對這班盡是負面標籤的無家者了解有幾多?

公園伯伯吃二手飯的畫面一直縈繞著我,我決意拜訪一下他。起初還擔心要碰運氣才能再遇伯伯,豈料我坐言起行的那天,在區內一個公園便直接找到他了。

禽流感的後遺

伯伯名叫董伯,60歲,在深水埗露宿了2年。董伯年青時在街巿家禽檔工作,負責斬雞劏鴨;1997年香港爆發H5N1禽流感,政府迅速撲殺全港130萬隻家禽,並對禽畜業批發和零售巿場加以監控,令不少農戶、批發商、零售商及運輸公司等相繼倒閉。當局「撲殺」家禽的同時也「撲殺」了相關的工人,董伯於42歲之齡在沒有任何賠償的情況下被逼轉行。

董伯本來和父母在公屋同住,轉行後輾轉當過不同行業的散工,但始終無法找到一份穩定長工,每月只能賺取幾千元收入。接著幾年,董伯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更要承受父母相繼離世的打擊,因而患上了抑鬱症;董伯坦言:「我是因為擔心生活而磨出病來,我知很多露宿者也因生活壓力而有精神病。」

由於父母臨終前把公屋轉名給弟弟,當弟弟成家立室有子女,知情識趣的董伯也只好搬離老家。他說每逢大時大節,弟弟會和他聯絡或飲茶,但也僅限於此。弟弟清楚知道哥哥露宿的狀況,但董伯並沒有抱怨弟弟沒有施予援手;一方面他明白弟弟也有自己的家庭壓力,另一方面他也為自己的露宿者身份感到自卑,不好意思與這個僅有的親人太多接觸。

我找到董伯時,他正在公園閱讀免費報紙;對我這個突如其來坐近身旁的陌生人主動搭訕,顯得有點靦腆。「很少有非露宿者理我們,和我們說話最多的就是公園管理員,一開口便趕我們走。」

自言百份百中國血統的董伯,樣子有幾分中印混血兒模樣,加上皮膚黝黑及滿面鬍鬚,常被人誤會及取笑。「我以前打工時膚色沒有這麼黑,近年露宿冇瓦摭頭才愈曬愈黑;也別無他法,白天天冷時,最佳的取暖方法也就是在露天曬太陽吧。」露宿街頭前,董伯本來住$1600月租的板間房,奈何房間太多蚤,除之不盡下令他無法繼續租住,故無福消受政府的房屋津貼上限$1440。

而據董伯透露,在他的無家朋友圈子裡,根本亦沒有幾多人會申請房屋津貼;理由很簡單,如果沒有公屋,$1440在今天香港還可以租到什麼地方?即使傾家蘯產補貼也無法支付對無家者來說是天方夜譚的租金。

社會保障=不勞而獲?

香港人都在獅子山下精神孕育成長,以逆境自強引以為傲。社會需要正能量支撐,普羅媒體都樂意建構這種意識形態,不介意反覆傳播打造感動人心的「逆轉勝」英雄,更同時傳遞「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訊息。

在這個歌頌成功的社會,倘若有人長年累月都未能扭轉困局,一般人的直線思維就會聯想這是「個人問題」。社會上普遍存有「肯捱肯做,香港不會餓死人」的想法,長期接受社會保障者往往被視為不勞而獲,更難聽會說「大食懶呃綜援」,將當事人背後的身世、政策傾斜或環境壓迫等因素完全忽視。董伯怎會不知道綜援是一把利刀?申請和領取的代價就是任由自尊心被狠狠地插完一刀又一刀,儘管他覺得「瞓街」和「無法工作」並不是自己的錯。

董伯表示由始至終都不想申領綜援,他試過努力工作,奈何年紀、體能、精神及健康狀態隨著歲月通通成為負資產。服抗抑鬱藥的後遺令他容易眼睏,難以集中精神,好幾個老闆都無法包容他精神不振的倦容,更不要奢望容許他請病假或早退。個子矮小的董伯早年還勉強可以做幾天苦力散工,但隨著歲月增長,體力也大不如前;他和其他男性朋友又試過自薦做樓面或洗碗工,樓面又嫌他外形不夠醒目討好,洗碗等清潔工作又指定不請男性。在長年無業及用盡積蓄的情況下,他先後被逼露宿街頭和申領綜援。

董伯回憶向社署職員申請綜援及向醫務社工申請醫療津貼時的難堪:「早已預了他們查家宅般拷問,但最難頂是他們的態度,句句都是質疑我『作故仔』來呃綜援。老實說,不是山窮水盡,怎會行這一步?你估被人質疑被人奚落,我會好好受?如果搞得掂,我什麼津貼都不想取。」董伯說,這些難堪感受並不是他獨有的經驗,幾乎每個無家朋友都有類似想法,他好些朋友因抵受不了醫務社工的咄咄逼人,寧願放棄申請有關工作能力受損的津貼。同場另一前無家者阿王便搭訕:「係呀,上次那個醫務社工來家訪,在我間板間房入都沒有入來,就站在房門外大大聲問我家庭狀況、犯事背景及病歷……這些板間房都是沒有私隱的,每句說話隔鄰左右都聽得清楚,你將我精神病情緒病的狀況『唱通街』,我還怎住下去?我把幾火趕了個社工走,寧願不申請……那個社工還要補上一句:『是你自己放棄,不要怨我不幫你』。」

董伯和阿王都說,其實很想工作,奈何他們的體力和能力只應付到低技術水平的工種;而這類工作往往每天都要返最少10小時,甚至12小時,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支撐。他們希望坊間能有一些返4小時左右的兼職工作,除了是為幫補收入,他們也承認「有工作」可提升意志,也感覺「有細藝有貢獻」。然而,表面是「新自由主義」,實際是「劣質資本主義」(政治欠自主、表面富裕實際貧窮、權力與財富結構失衡、社會制度失落及文化空間扼殺等)的今日香港,有哪個官員、財團、公司或老闆有興趣提供4小時職位予他們眼中欠缺競爭力的一群?

以垃圾桶為生

隨著互信建立,董伯比我剛坐下時減少了拘束,竟主動分享自己與垃圾桶的關係。「既然沒有工作,便週圍看看垃圾桶有什麼可賣錢的東西,紙皮呀、鐵呀、電線呀。有時甚至會找到沒有怎樣吃過就丟棄的飯盒,好又一餐,不好又一餐,總之解決肚餓就是了。」

我本來不打算向董伯透露曾目睹他吃二手飯的事,但既然董伯說到垃圾桶覓食經驗,我不諱言找他訪問是基於那個深刻片段。儘管很想了解董伯在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但我生怕令他難堪,已有他拒絕再談的準備。董伯詫異我竟見過他的窘態:「原來曾給你遇見……你知道嗎?露宿者瞓街不是最折墮,最折墮是在垃圾桶執食物吃。我清楚記得第一次把那吃剩的飯盒放入口有幾難受,但我掙扎了很久還是敵不過肚餓;吃下第一口,我覺得自己像乞丐一樣。」

董伯不算擅於辭令,但說起這段經驗卻滿有感染力:「有了第一次,以後每逢肚餓也就會往垃圾桶『尋寶』,但你不要以為習慣了便變得輕鬆;我們都有自尊,每次檢垃圾桶,每次把二手飯放入口,都是一次新的掙扎,每次都在考驗你是否要放棄尊嚴。我肯定每一個瞓街的都有這些經驗,只是怎會有人理會我們怎樣過活?」

當我專注聆聽著董伯的艱難生活,除了聯想每天有幾多人要倚靠垃圾桶為生;我更想到政府每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報告總為著「派糖」抒困而沾沾自喜,認為已平衡各界利益,造福民間社會。然而,就以今年財政報告綜援「出三糧」為例,無家者們今個月或下個月可以重過有尊嚴的生活,但之後呢?繼續賴以垃圾桶為生?扶貧和滅貧終究是有分別的,更何況政府欠缺長遠福利規劃,每每只靠一派即逝的「派糖」方法回應貧窮,一再推卸全民退休保障的責任。

社工的反應

董伯續說:「我平時很少說話,現在對著你什麼都可以講,因為我覺得你同我在傾偈,也真的關心我……我不喜歡和社工說話,因為他們硬繃繃;說話內容只有兩種,一是套料,另一是敷衍。」

董伯也試過向社工分享在垃圾桶討飯吃的心理掙扎,社工的反應是「垃圾桶好污糟,下次唔好」。董伯覺得社工的反應冷淡和不願多談,之後也沒有再向他透露真實的生活狀況了。他又批評審批食物銀行的社工是「罐頭保安員」,把關的要求很嚴謹,故不相信社工是真心想幫他們走出困境,他說自己和很多朋友也因部份社工的難聽說話而寧願不取食物。

董伯說:「總有人說『社會係咁架啦』,甚至說我們是『大食懶』,那些人怎說我可以不理,始終不是站在我面前指著我說;但社工卻是面對面向著我說話的,他們的說話、語氣和表情,像是我要『乞』那罐罐頭。從前我也是覺得『社會係咁架啦』那種人,但當自己身處這個處境多年,我已很努力,但都無法改變現狀,難聽一點現在只有等死。」

當我彼露自己也是社工時,董伯有點錯愕,對於我竟在非工作時間與他傾談感到不可思議。我明白,服務對象很多時未必懂得分辨接觸他們的是社工還是保障部職員,但說到底社工的角色理應是提供社會福利,而非資源「把關人」角色;當基層對社工有這些負面印象,大概我們也應檢討問題根源在哪裡?社工幾時由對抗高牆捍衛雞蛋,演變為今天的捍衛資源變相審犯?

卑微的願望

問到董伯的未來盼望,我預設以為他會說「上樓、脫貧或安享晚年」之類,豈料他的願意卻是如此卑微:「我希望身體健康及每天都有好天氣。」

我滿有疑惑,董伯補充道:「窮人最怕生病,我們常說『寧願死千祈唔好病』。我試過感冒病到五顏六色,在醫院排8小時也未輪到,幾乎命喪急症室,最終捱不住轉看私家醫生;但一下子拿二三百元出來,比要我條命更慘,所以我們窮人是沒有資格患病。」

董伯指著天空續說:「天氣對露宿者很緊要,天朗氣清人也少一點病痛。我不是橋底那種搭建木板牀舖的露宿者,我多數睡公園、球場或人家店舖門外,總之那裡沒有人趕便去那裡;落雨起來除了沒有地方可睡,一袋二袋的家檔也會濕透,很不方便。」

我知董伯也有輪候公屋,好奇問他不希望加快上樓嗎?董伯回答一針見血:「能夠上樓當然是開心事,但上樓後還有許多傢具、電器及生活用品添置,燈油火爉全都是錢,我怎有能力負擔?都不知是好事還是壞事。況且我看見香港現在生活條件艱難,我都想像不到自己的生活狀況可以有怎樣的改善。」

訪問末段,阿王再次出現,拿著可樂及花生向董伯和我分享。董伯說:「我現在最大的財產就是這三個好友:阿王、肥妹(一名四十多歲的露宿女子,在我和董伯傾談期間一直在附近整理雜物)和康仔(二十多歲的新來港青年,一直在我們旁邊睡覺,據說是深水埗最年輕的露宿者),全都是這兩年『瞓街』認識的。可能大家都是落難人,較容易傾偈,而且我說的困難他們會明白,他們會相信。我們知道哪裡有飯派,都會嘗試拿多一份給對方;綜援出糧了,見對方冇飯開,也不計較請對方吃飯。總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我們的傾談,隨著肥妹提醒大家前往附近某茶餐廳排隊,領取每月派發一次的飯盒而終結。回程途中,我看見一個垃圾桶,不再想起劉江華;而是想起它既是無家者賴以生存的盼望,也是褫奪他們尊嚴的兇器,不勝唏噓。如果「家是香港」?這算是一個家?這真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後記

«遺忘的社會拼圖»的設立是要記錄不同類型弱勢社群的生活面向,社福界同工在工作過程接觸服務對象的機會多的是,但從什麼角度去探討服務對象故事背後的引申意義又是另一回事。社工的骨子裡固然要有扶助弱勢的關愛,但«遺忘的社會拼圖»卻並非宣揚關愛,重點是將當中的福利議題與政策及政治進行扣連討論。

為弱勢社群謀取最大福祉,社工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也要重新連結不同專業的影響力(例如教育、法律、醫護等),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透過基進而有力的直接行動,由憲政民主,到民主生活,包括民主規劃、自決人口政策及多元產業等,重新思考社福界可發揮影響力的出路。

當官員強調民生應去政治化,機構標榜社福界應該政治中立時,董伯的生活正告訴各位社工,他的生活與扶貧、福利、房屋、醫療、勞工、退保及安老服務等全部息息相通。偌若我們莫忘初衷,記得當初為何加入社福界,就請不要讓心裡頭爭取公義的火種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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